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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舍成名于黃浦江畔:《月牙兒》原作最先發表于《小說月報》

日期:2019-06-18 來源: 評論:

[摘要]老舍原名舒慶春,字舍予,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、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,代表作有《四世同堂》《駱駝祥子》《茶館》《貓城記》《牛天賜傳》等。今年是這位“人民藝術家”誕辰120周年,不由想起他與申城之緣。英國倫敦老舍舊居。1924年7月,老舍初次來到上...……

老舍原名舒慶春,字舍予,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、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,代表作有《四世同堂》《駱駝祥子》《茶館》《貓城記》《牛天賜傳》等。今年是這位“人民藝術家”誕辰120周年,不由想起他與申城之緣。

英國倫敦老舍舊居。

1924年7月,老舍初次來到上海,稍作停留就從楊樹浦碼頭乘輪船前往英國,擔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。在那里,老舍每天除了授課外,大部分時間都在圖書館里度過,他為了更好地學習英文,閱讀大量英國著名作家的小說,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狄更斯的作品。據老舍的《我怎樣寫〈老張的哲學〉》說:“到異鄉的新鮮勁兒漸漸消失,半年后開始感覺寂寞,也就常常想家……每每在讀小說的時候使我忘了讀的是什么,而呆呆的憶及自己的過去。小說中是些圖畫,記憶中也是些圖畫,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?我想拿筆了。”

翌年上半年,老舍描述北平各階層市民生活及思想感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老張的哲學》完稿,據《老舍自傳》記敘:“寫完了,許地山兄來到倫敦;一塊兒談得沒有什么好題目了,我就掏出小本給他念兩段。他沒給我什么批評,只顧了笑。后來,他說寄到國內去吧。”不久,老舍便把此稿寄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型文學刊物《小說月報》;主編鄭振鐸收到來自海外的《老張的哲學》,一字一句地讀完,覺得它雖然有點潦草地寫于練習簿,但頗具新意,于是決定采用,而且在1926年6月的《小說月報》“最后一頁”欄目內介紹:“舒慶春君的《老張的哲學》是一部長篇小說,那樣的諷刺的情調,是我們作家們所尚未彈奏過的。”同年7月起,《小說月報》分六期連載《老張的哲學》;8月號登出的第二部分,按作者要求改署筆名“老舍”。

1927年1月,《小說月報》的“最后一頁”欄目內,再次對老舍的作品進行介紹:“《趙子曰》,那是一部篇幅很長的作品,也許至年底才能完全結局。《趙子曰》的作者,為寫了《老張的哲學》的老舍君,而這部《趙子曰》較之《老張的哲學》更為進步,寫的不是那一班教員閑民,寫的乃是一班學生,是我們所常遇見,所常交往的學生。老舍君以輕松微妙的文筆,寫北京學生生活,寫北京公寓生活,是很逼真很動人的。”3月至11月,《小說月報》連載《趙子曰》,茅盾讀了這部長篇小說后覺得:“在老舍先生的嘻笑唾罵的筆墨后邊,我感得了他對生活的態度的嚴肅、他的正義和溫暖的心,以及對祖國的摯愛和熱望。”

隨著《老張的哲學》和《趙子曰》相繼在滬發表(上海商務印書館還于1928年出版單行本),老舍受到極大鼓舞,他很快又寫出描寫馬氏父子在倫敦生活經歷的《二馬》,這部長篇小說于1929年由《小說月報》分七期連載。當年,老舍作品那十足的京味、生動的情節、風趣的幽默、深刻的諷刺,轟動整個文壇,他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道路。

抗戰勝利后,老舍全家合影。

1930年初,老舍從倫敦轉道新加坡歸國,于3月抵達申城,暫住鄭振鐸家。鄭振鐸的夫人高君箴在《一個難忘的人》中回憶:“老舍先生剛從新加坡回國,來滬小住了約半個月,就在我家下榻。他是個勤奮的人,天天埋頭寫作,他的那篇童話小說《小坡的生日》的最后兩萬字,就是在我家里完成的,后來就發表在當時振鐸主編的《小說月報》上。”趙景深在《我所認識的老舍》中談及:“我早就在《小說月報》上看過老舍的長篇小說《老張的哲學》和《二馬》了。但我初次見到老舍,卻是在鄭振鐸的家里。老舍剛從英國回國。振鐸請他吃飯……他那晚清唱《黃鶴樓》,一趕三,使人能從他的聲音中辨別出誰是周瑜、孔明和張飛,怪不得他這樣會以‘對話’來顯示‘人物’的個性。”那時,老舍聽說趙景深將與李希同結婚,就毛遂自薦愿做婚禮的司儀;但因北平家中催他盡快返回,只好在4月4日給趙景深一封信,其中寫道:“日內不得不搭船北上。你的婚禮因而不能看見,深覺罪過!送你一本小書,聊表賀意,請你原諒我……”

老舍在北平僅待了三四個月,就應聘去濟南擔任齊魯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國語研究所文學主任,并兼《齊大月刊》編輯。老舍在執教齊魯大學后,不僅撰下好多優美散文,還在1930年冬著手創作《大明湖》。至于寫這部長篇小說的原由,其夫人胡絜青在《舊居》中談到:“每當老舍走出校門,看見濟南老城西門與南門上的炮眼,他就想到兩年前發生在濟南的‘五三慘案’。他開始收集有關這件事的材料……寫出了以濟南慘案為背景的長篇小說《大明湖》。”老舍的《大明湖》,完成于1931年暑期,這部長篇小說主要描述:一對母女因貧病交迫賣身為娼,最終母親無法忍受折磨跳了大明湖;飽受欺凌的女兒也萌生尋短見的念頭時遇兄弟三人而獲救,于是出現了特別的戀情,后來發生“五三慘案”,老三被日寇殺害,剩下老大、老二忍受著國破家亡的痛苦煎熬。它以一個不幸的家庭為縮影,折射了民族的災難;大概由于題材太沉重,其風格與老舍以往作品的幽默灑脫有明顯不同,從中可見他的創作已在關注下層女性的悲慘遭遇,關注貧苦百姓的生存困境。在《大明湖》脫稿時,老舍給住在隔壁的朋友張西山看了一遍,便又寄給《小說月報》。編輯部收到稿件后,擬在“新年特大號”上開始連載,并于1931年12月作預告:“《大明湖》心理的刻畫,將要代替了行動表態的逼肖,為老舍先生創作的特點,全文約二十萬字。”不料,1932年1月28日午夜,日軍在滬發動“一·二八”事變,兵分三路突襲上海閘北一帶;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之中,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、總廠及編譯所、東方圖書館等都被毀,《大明湖》也葬身于火海。熟悉老舍的朋友都知道,他創作時沒有留底稿的習慣,所以讀過這部長篇小說的只有張西山和《小說月報》編輯。

老舍畢生從事文學創作,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。然而,他的《大明湖》毀于“一·二八”事變,則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無法彌補的缺憾。幸好,后來經過朋友們勸說,他曾將《大明湖》最精彩部分寫成一部中篇小說,這便是《月牙兒》,被收入《櫻海集》,在1935年8月由上海人間書屋出版。

由此可見,老舍雖未曾長期寓居上海,但作為一位文學大師,他早年卻是在黃浦江畔成名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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